而解学士，真替他抱屈，除了那部破碎残缺的《永乐大典》，他的名篇是什么，他的代表作是什么，他的文学主张是什么，除专门研究者外，大多数中国人便了无所知。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才高见嫉，不是老天爷要你死，而是皇帝不让你活，纵有“三坟”、“五典”在胸，锦绣文章在口，出手珠玑，落墨华彩，脑袋一掉，这些才华也随之成为一抔黄土。
想起这些早早死于非命的天才，青冢枯草，杜鹃啼血，那是很令人黯然神伤的。
自“学而优则仕”之说出现以后，在中国数千年来，叫做士，叫做文人，叫做知识分子的阶层中的绝大多数人，便以此作为奋斗目标，矢志不懈，奋斗终生。产生这么大的效果，这是滥觞者孔夫子没想到的。他，还有孟子，还有其他门徒，所构成的儒家学说，也就是“孔孟之道”，基本上被后人实用主义地各取所需，或阳奉阴违，或当做耳旁风；独这一句，书为敲门砖，敲开为仕门，是他们头悬梁，锥刺股，寒窗苦读，全力以赴的事情。
于是，这些向“学而优则仕”目标奋斗者，心灵深处，对于权力的亲和性，对于长官的趋迎性，对于统治阶层的依附性，对于在名利场中分一杯羹的竞逐性，一代一代遗传下来，也就是所谓的“溶化在血液中”了。这“四性”，遂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不教自会的本能。凡文人当官者，或想当官者，无不处于这样的蝇营狗苟之中。没做到官者，内心空落落的，惶惶不安；做了官者，生怕坐不稳当，惴惴不安。做了不大的官者，要往上爬往上攀，怵怛不安；官做大了者，又怕高处不胜寒，忐忑不安。总而言之，那按捺不住的“入仕”情结，那百折不挠的“为官”情结，既痛苦又追求，既煎熬又贪恋，既战战兢兢又屁颠屁颠，既清高不屑又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