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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新时代，那些在社会中促进科学发展的人必须为恰当使用知识承担起他们的全部责任。这样做并不会推延科学的发现、发明和科学事业。必须要有一种空前的理解和忠诚的服务导入这个混乱的、被误导的社会，它急需澄清观念，把使人类生活得更好当作持久的原则和方法。这是一个研究领域，一个虽然混乱但却要求在其中工作的具有最严格等级的工作者具有充分的能力、技术和持久的忠诚。这种工作者需要接受的教育甚至比从事一般科学研究的工作者更加广泛。从这种研究中得到的回报，其意义可能会超过那些所谓“纯科学”。［16］
从考德威尔教授的深刻论述中，我们发现了比康克林关于科学具有无所不包的适用性的信念更加广阔的东西，比罗素的理论更具有建设性。考德威尔对科学的理解与罗素接近，认为到目前为止科学还没有找到“使人类生活得更好的准则和途径”——即价值问题。罗素认为价值只是欲望，因此放弃了价值研究，而考德威尔聪明地诉诸宗教、伦理、美学、哲学，为人类提供“更加广泛的人的教育”。他明确地提出准则应当引导科学的使用，并指出科学的工具性价值是无用的，或者比无用更糟，除非能够用它们来为真正的内在价值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