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等着看好了。苏梅兰说。
我们不让她往下说，她那张乌鸦嘴，说起倒霉事来，灵验得很。
我们搬到胜利街的楼房后，电话号码换了，我们忙于眼前越来越纷乱多彩的生活，无暇顾及另一个大陆板块上的事情，有很多年，我们和澳大利亚那边几乎断了联系。有一年圣诞节，胡桃收到八舅舅寄到医院的明信片，明信片上只写了几句祝福语。
新世纪到了，二〇〇几年，已经变得很胖的四舅舅回来，我们才得知曹大爷已经不在了。那个喝着滚烫的草药茶，雪山一样威严的人，在澳大利亚“融化”掉了。我们伤感了一下，很快就谈论起其他事情来。大舅舅的小儿子曹营，差点把大舅舅和大舅母气死，曹营结婚都有了一个女儿，又突然离婚，宣称要和一个同性别的人生活在一起。这让我们惊讶得眼珠子都鼓了出来。这都怪大舅母，如果当初不那么得意扬扬地移民澳大利亚，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苏梅兰说。她任何时候都不忘攻击一下大舅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