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依鲁国隐公到哀公十二公的顺序编年纪事，共记242年史事，所记涉及各诸侯国史事，而以鲁国为主。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孔子修《春秋》，贯彻了“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的宗旨；笔法严谨，寓有微言大义，具有“约其文辞而指博”的特点，以至于“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产生了“《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26]的效果。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春秋》作了集中评述，代表着汉代人对《春秋》的基本看法：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