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某的病情传到他家所在的福绥境医院流调队，立即使这个小小的流调队陷入了异常激烈的战斗之中。从居委会提供的情况得知，孙某的家里生活比较贫困，几个人挤在两间70年代盖的旧居民楼里，楼上楼下都是密集的居民。而孙某导致北方交大集体大面积感染就是通过电梯和宿舍等途径。
“想尽一切办法，封锁孙家的病源!”流调队几位女大夫接到任务后，立即奔赴孙家，严防死守在那个狭窄的旧楼里……
第一天，孙某的母亲发烧，被流调队送往医院，确诊为SARS。
第二天，孙某的奶奶发烧，又被流调队送往医院，又确诊为SARS。
第三天，孙某的一个住在楼底做小工的亲戚发烧，被确诊为SARS。
第四天，孙某的父亲——那位长年瘫痪在床头的老病号也发烧。那时北京正处危急时刻，根本无法联系上一辆救护车。流调队面对居民区内如此严重的传染病源，将自己的生与死放在一边，她们不分日夜坚守在孙家的现场。“院长，救护车总算来啦，可谁都不敢去接孙某的父亲下楼呀!”前方的流调队员给正在另一个地方忙活的医院副院长、兼任流调队队长的李硕打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