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曾经讲过，如果没有女性，“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她这种对同性无不夸饰的溢美之词，体现在骆宾基的艺术观中形成了独特的认识女性的角度——将她们看成是“一些希腊神话里的有翅膀的天使和仙女”[6]，这种女性观使他的作品里充满了对女性美的礼赞。从精刻细雕的主人公到转瞬即逝的过场者，可以说在骆宾基的女性世界中很难找到一个集假、恶、丑于一身的女子，而是建立起一个以柔美为性格主调的形象系列，这一系列不但体现，而且促成了骆宾基细腻、含蓄、隽久的艺术风格。
前面讲过，骆宾基在新、旧艺术观交替之际，其新艺术观的形成并不是十分艰难和痛苦的。这在他女性形象系列的演化轨迹上，便可清晰地考察到。骆宾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作品中所描写的女性不外乎这么两类：一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如曹妈儿（《老女仆》）、孙寡妇（《生活的意义》）、袁大德老婆（《一九四四年的事件》），等等；一是处在不同境遇下的知识妇女，如女指导员（《生活的意义》）、夫人、娜露（《当那幅油画诞生的时候》）、胡玲君、林美娜（《北望园的春天》）、刘步芳（《由于爱》），等等，无论这两类妇女具有怎样千差万别的生活遭遇、文化教养和性格属性，有一点是相通的，即都是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她们身上往往都被作者罩上一层悲剧的色彩。可是一进入新社会，骆宾基的创作中便情不自禁地涌发出一种乐观向上的蓬勃朝气。表现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妇女形象的塑造上，如果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张保洛的回忆》时，作者对刚刚翻身的张保洛老婆的刻画，还主要揭示她残余的落后封建意识的话；那么紧接着的一系列作品则突出地塑造了一大批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妇女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