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注重综合调处。调解可以说是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核心方式，诉讼调解、仲裁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与行业调解相互配合，优势互补，有机对接，能够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例如重庆的荣昌模式——纠纷综合调处机制，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荣昌县整合司法、调解、仲裁、行政等多方力量，创设了以“党委领导、综治协调、法院主导、各界配合、社会参与”为特色的纠纷综合调处机制，并在法院内部设置“综调室”，专职调处涉诉信访、民事和行政纠纷。
第三，借助法律修订的契机，完善上位法依据，厘清并明确多种社会目标之间的关系。借助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修订的契机，统筹考虑，将未被纳入法律体系的成熟的纠纷解决方式与经验写入法律，确立上位法依据，以确保我国整体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趋于合理和完善，从而使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理想得以实现。
第四，构建以调解为核心价值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美国民事诉讼法教授苏本认为ADR最有发展价值的是调解（和解），主要基于以下四点理由：一是有充分的实证依据表明调解在高速发展，并深受当事人的欢迎。二是目前法学界和法律家集团本身通过实证研究和观察，转变了对调解的态度，从最初的高度警惕和批判转变为积极支持。在美国，律师曾被认为是诉讼的积极倡导者、诉讼模式的塑造者，现在律师态度已经转变为调解的积极提倡者和参与者。这种态度的转变说明他们对调解的一种新认识。三是现在社会各界已经充分认识到调解的一些价值，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促进调解发展的社会因素。四是调解的实际结果表明其利大于弊，过去对调解的种种怀疑看来是过虑了。[15]我国应当积极创新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整合各类调解资源，创新信息预警制度、定期排查制度和领导定期接访制度，延伸人民调解工作领域。在完善诉讼调解机制的基础上，积极构建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信访调解“四位一体”大调解格局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