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夏，中国南北各大城市同时开展了一场名为“反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这是近代中国首次明确揭橥“反帝”旗帜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的发生，一方面是因中共和国民党等新生政治力量的宣传推动，另一方面则是受到中苏协定签订的直接影响。
中苏协定的签订，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曲折过程。早在1919年7月，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代表新生的苏俄政府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声明废除旧俄政府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将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并建议与中国政府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当时中苏之间邮电不畅，这一宣言并未立即传到中国。次年3月3日，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外交事务全权代表在致中国驻该地领事馆的照会中，转达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北京政府于3月26日才收到领事馆转交的宣言（法文本）。
经历了巴黎和会的挫折而对列强普遍失望的中国民众，得知苏俄政府的这一宣言后反响极为强烈。国内各重要团体纷纷致电苏俄政府表示感谢；各大报纸争相刊发评论，对苏俄新的对华政策表示热烈欢迎。与民间社会的积极态度相比，北京政府的反应则十分迟疑。它担心与苏俄新政权的接触会得罪正在封锁和孤立苏俄的列强，尤其担心引起近邻日本的强烈反应。其次，北京政府对苏俄新政权的稳定及其宣言的诚意尚疑信参半。为了打探虚实，北京政府派遣以陆军中将张斯麟为团长的非正式代表团前往苏俄，进行实地考察。代表团于1920年6月出发，9月抵达莫斯科。在与俄人直接接触后，张斯麟认识到苏俄新政府刚上台，迫切希望与中国修好，乃多次致电建议北京政府利用时机，挽回国权。就在张斯麟访俄期间，加拉罕向张递交了新的照会，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政府宣言》，史称“第二次对华宣言”。宣言进一步发展了第一次宣言中提出的原则。张斯麟回国时带回了“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的原本。北京政府于1921年2月1日回复苏俄，表示愿意寻找机会与苏俄开始谈判。苏俄提出派代表来华与中国直接交涉，但北京政府要求只能派非正式代表，且代表团不能在中国传播“与中国社会不相容之主义”。经过半年多的商讨，双方取得初步谅解。1921年10月，北京政府同意苏俄派遣商务代表来华。10月24日，苏俄向中国派出了第一个全权代表裴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