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是讲政权的运用。上文讲的是政治组织上的形式；其实无论何时，和实际运用都不能相同。譬如中华民国约法，现在似乎仍旧有效。但具文的约法和实际的政治，表面和骨子，相差不知几千万里。若从《政府公报》看，中央政府似乎很强有力，吴佩孚、张作霖亦得禀命中央，如打破了南口，许多威字将军，都是由吴、张上呈文，由内阁发表。事实上，骨子里何尝如此？一切大权都不在内阁，吴、张上呈文亦等于一纸命令。这不但我国此时如此，无论何时何国，实际上的政治和制度上的政治都不能相同。不过不同的距离，各有远近就是。譬如英国国会，组织既很完善，威力既很伟大，又号称代表全国民意，可谓宪政的模范；但实际上只由少数资本家把持，用以垄断全国利力，何尝能代表多数民意？表面上，政府的法令都经国会通过，很合宪法；资本家却借国会以取权利，这是宪法所不能禁止的。意大利的棒喝团，俄罗斯的苏维埃，也是如此。表面上的组织是一回事，运用起来又是一回事。所以研究政治史的人，一面讲政治的组织，表面上形式如此如彼，一面尤其要注意骨子里政治的活用和具文的组织发生了多大的距离。譬如汉朝中央政治，依原定组织，天子之下，丞相行政，御史执法，太尉掌兵，全国大政，都出自三公。但自武帝以后，大政的权柄渐渐移到尚书省，尚书省在法律上是没有根据的，里面都是皇帝私人。后来的三公，非录尚书事，不能参与政治。事实竟变成无形的法定制度。后来汉朝的政权不惟在尚书省，外戚宦官都非常的把持，也是自然的结果。宦官运用政治，法律上尤其没有根据，然无人能阻其不握政权。还有，大学生、学会，有时也能左右政治，但在法律上亦看不见。所以某时代政治的运用变到某部分人手上，其变迁之状况何如，事实何如，都得详细研究。关于这类，近来政党的发生，亦可附入。这是政治专史的第三部分。